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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莽危机，刘氏起兵
新莽政权自公元9年建立起，王莽意图以复古为名推行一系列制度变革，涵盖土地、货币、官制等多个领域。然而这些政策缺乏现实基础，执行中频繁更改，造成制度极不稳定。特别是土地国有化与货币多次更替，引发农耕与商业体系的严重混乱。加之徭役与赋税负担不减，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，底层民众生活困苦，社会矛盾急剧加深。在此过程中，自然灾害与人祸交织，进一步动摇了新莽的统治。黄河多次决口，水旱灾害频仍，饥荒和疫病导致大批农民流亡失所。与此同时，地方上不法官吏与豪强乘机扩张势力，土地兼并之风愈盛，普通百姓失去土地与生计，被迫铤而走险，致使各地民变此起彼伏，规模持续扩大。新莽政权本欲以制度整饬社会，却因政策脱离实际，结果加剧了动荡，民众普遍丧失对朝廷的信任。社会矛盾的激化催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绿林、赤眉等起义军相继形成，并在荆楚、关东等地迅速壮大，逐渐发展为能够与当地政府抗衡的重要力量。群雄并起，割据局势初显。在这一阶段，汉室宗室虽长期受压制，却因血统与名望仍然拥有一定的号召力。南阳刘氏正是在这一阶段走上历史舞台的。刘秀出身于地方豪族，早年虽未显赫，但其谨厚谦和的性格使其在南阳当地颇具声望。随着局势的恶化，他与兄长刘縯一同投身绿林起义军，以宗室血脉为号召，迅速获得部分势力的支持，并由此开启了两汉之际的风云激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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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兵与壮大
新莽末年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南阳刘縯出身宗室，自觉“志在匡复汉室”，在当地秘密聚集乡里豪杰，谋划举事。公元22年，刘縯与兄弟刘秀在舂陵起兵，初合数千人。刘縯为人果敢，颇具声望，刘秀则谨厚有谋，能得众心。南阳刘氏的起兵引起了此刻在荆州活动的绿林军的注意，很快，绿林军便邀请刘氏兄弟加入其中，其势力进一步壮大，活跃于荆楚之间。
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日，绿林军又与新军将领甄阜、梁丘赐在沘水西边交战，大败敌军，斩杀了甄阜、梁丘赐。刘縯又在淯阳打败了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、秩宗将军陈茂，然后进军包围了宛城。三月，刘秀与绿林诸将领命攻打宛城外侧的昆阳、定陵、郾等地，缴获了很多牛马财物，还有几十万斛粮食，随即刘秀将大部分军粮物资运送给攻打宛城的军队。在这一时期，绿林军也打出汉室旗号，无论是军力还是影响都大大加强了。公元23年，为了扼杀已经初成规模的绿林军，王莽派王寻、王邑率兵四十余万进攻昆阳，企图一举歼灭绿林军主力。当时起义军所部不过数万人，处境极为艰险。刘秀主动请缨，出城募兵。他以机动灵活之策，袭击莽军辎重，制造混乱。昆阳城中守军乘机突围，里应外合，形成反击之势。莽军仓促应战，阵脚大乱，士气迅速崩溃。最终王莽大军溃败，退走数百里。昆阳大捷是新莽政权的转折点。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士气，还使得王莽赖以维持的军事威望彻底丧失。
昆阳大战后，刘縯、刘秀兄弟在更始政权里的威望大为提升，这很快引发了内部的权力斗争：更始帝本出自支庶，起初依赖绿林军拥立登基，但其政治能力不足，朝中权臣掣肘严重。刘縯因功绩卓著、威望隆盛，反倒使更始帝感到不安。再加上他性格刚毅，政见与权臣不合，言辞多有冒犯，逐渐成为众矢之的。不久，朱鲔、张卬等人向更始帝进谗，指称刘縯功高震主，有夺权之心。更始帝心生疑惧，遂下令将其诛杀。
刘縯被杀，对起义军产生极大冲击。许多汉军将士悲愤欲绝，甚至一度人心动摇。然而刘秀在此时表现出极大的忍耐与克制。他没有公开与更始帝争辩，而是表现出顺从与恭谨，安抚将士，避免了队伍的分裂。就这样，在昆阳之战后，陷入内部政治斗争的更始政权并未分裂，反而相对品稳地度过了动荡时期，刘秀也在不久之后被更始帝补偿性地升任破虏大将军，封武信侯。而此消彼长，昆阳大败后的新莽政权大势已去，原本拥有的军事优势也不复存在。在起义军节节推进之下，王莽政权已风雨飘摇。频繁的战败，加上沉重的赋役与饥荒，使民心尽失。公元23年秋，汉军逼近长安，王莽仓促应对，终不能支。汉军攻入长安，城中大乱，王莽在混战中被杀，新莽政权遂告灭亡。在新朝的废墟之上，新的玄汉政权被建立起来，绿林也就此成为新莽灭亡后最大的一股政治势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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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刘秀集团的独立与发展
新莽覆灭后，更始政权准备接管关中地区，刘秀被任命为代理司隶校尉，负责整肃军务、修缮宫殿官府。等到更始帝由南阳抵达洛阳时，刘秀又因功以破虏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司马，不久又被封为武信侯。但在这一期间，刘秀依旧得不到更始帝的信任，虽然短暂“置僚属、从事司察”，可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治资本。因此，时常被猜忌的刘秀也在寻找脱离更始管辖的机会。不久，脱离监管的时机成熟了。此时的更始政权虽然建立，但根基不稳。关中局势混乱，刚刚进入的玄汉军军纪涣散，士兵四处劫掠，政权内部各势力相互掣肘严重。而在关东，尤其是河北地区，豪强并起，割据之势已成，数股军事政治势力针锋相对，若不加控制，可能成为新的独立割据中心。更始帝既需要派人安抚河北，又希望将刘秀外放，以削弱他在朝中的潜在威胁。很快，公元24年十月，刘秀加封持节，北渡黄河，出镇安抚河北各州郡。
刘秀北渡黄河后不久便抵达邯郸，并在当地停留了一段时间。在此期间，他着力于通过多种方式笼络人心、扩大势力。他派遣冯异和铫期“乘传抚循属县，录囚徒，存鳏寡，亡命自诣者除其罪，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不附者上之”（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），以此来彰显宽厚，争取百姓与地方官吏的支持。同时，他也积极结交当地有声望的地主与豪强。巨鹿大姓耿纯便在此时前来拜见。《后汉书·耿弇传》载：“会世祖度河至邯郸，纯即谒见，世祖深接之。纯退，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，遂求自洁纳，献马及缣帛数百匹。”刘秀以礼相待，耿纯深受感动，遂归心于他，并在后来成为刘秀在河北的重要助力之一。此外，当地贵族刘林亦与刘秀会见。刘林是故平干缪王之子，祖上世代封王，其父因故被削爵，他本人未能继承王位，而长期寓居邯郸。《后汉书》称其“好奇数，任侠于赵、魏间，多通豪猾”，是邯郸城内有影响的士族豪强。刘林当时向刘秀提出军事建议，主张以决水灌东之策对付赤眉军，声称“赤眉今在河东，但决水灌之，百万之众可使为鱼。”但刘秀认为此举会破坏其一直的温和路线，得不偿失，且初来河北，未显恩德，因此并未采纳此策。不久，他便离开邯郸，转而前往真定继续经营势力。
但刘林见刘秀并未采纳其计策，遂停止合作，转而联系本地士人王朗起兵，反对刘秀所代表的更始政权：“诈以卜者王朗为成帝子子舆，十二月，立朗为天子，都邯郸，遂遣使者降下郡国”。旋即，河北各地多有响应，王朗政权便顺势控制了河北大部，并且还仿照西汉旧制，任命官吏，招募乡勇编入军队中，加强对邯郸的守护，并且安抚流民，分配土地，分发农具以鼓励垦荒。邯郸一时间成为王朗政权及黄河以北的的政治中心，这将刚刚来到河北的刘秀逼入了绝境。刘秀当时在河北初立，依附者尚少，兵力远逊于王郎。耿弇、寇恂等虽在侧辅佐，但与王郎相比，实力悬殊。王郎遂遣大军攻迫，刘秀顿时陷入孤立。《后汉书》称：“光武至真定，王郎遣将徇河北，诸郡皆下之，光武独据真定。”更始二年，由于丧失了冀州各地的支持，刘秀集团被迫继续向北转移。正月间，刘秀抵达蓟县，他本想利用当地的力量讨伐王郎，但原广阳王的儿子刘接在蓟城中起兵响应王郎，城内一片混乱，民众相继恐慌，四散奔逃，就连原本忠于刘秀的军队此刻也人心浮动，士卒官吏叛出者大有人在。这可能是刘秀自起兵以来最狼狈的时刻，听闻城中传言邯郸使者即将到来，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要出城迎接。于是刘秀急忙驾车向南行进，日夜都不敢进入城邑，食宿都在路旁。到达饶阳时，这支被更始帝派遣安定河北的部队甚至都失去了粮草补给，只能伪装成王朗的部队来骗取当地驿站里的食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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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在躲避王朗军的途中，刘秀了解到信都仍不愿听从王朗调遣。于是和信都太守任光取得联系，取得了最初的立足之地。在信都站稳脚跟后，刘秀迅速根据情况作出应对，先是征调附近县城的兵力，同原来的部队整编起来，得到四千人的军队。于是趁消息未能为王朗所知之际，一连攻取信都附近的堂阳、贳县两地，不久王莽的和戎卒正邳彤也率领全郡投降。得到补充的刘秀军趁机北上曲阳县，将其掌控地区扩张一倍有余，不仅如此，刘秀又在新征服地区招纳降卒，稳定局势。在刘秀的初步治理下，其领地内生产生活得以恢复，部众逐渐聚集起来，愿意归附光武帝的人达到数万人。见局势有利，刘秀又率军北攻中山国，攻取了卢奴。紧接着向南攻打新市、真定、元氏、防子，扫清了其根据地的北部威胁，并为其南下进入赵地创造了条件。此外，刘秀军在所经过县征调人口，扩大军队规模，发布文书给边疆各郡县，共同攻打邯郸，原本迫于王朗威胁下的各郡县又倒向刘秀一方。更始二年春，刘秀遣朱浮、邓禹为汉军前锋，刚进入赵郡便遭遇王朗军主力。当时由于战事顺利，邓禹等将领未探明敌军动向便轻率进军，刚刚抵达柏人就遭遇了早就驻扎于此的李育所率部队，被其击败，丢失了大量军械粮草。但当时刘秀主力已与柏人不远，听闻前锋受挫，他迅速收拢朱浮、邓禹部被打散的士兵，出其不意反攻李育，李育军刚刚交战完毕，未曾料到汉军攻势之快，旋即被刘秀所率汉军主力压制在城郭门交战，大败。汉军成功将王朗军先前缴获的东西全部夺回。李育领残军退回城中防守，顽强抵抗，汉军一时难以攻克，于是分兵攻占广阿，继续威胁王朗军。刘秀见自己所部汉军多为新兵，又连续作战，已失锐气，转而联系各地驻军和更始朝廷，希望其能出兵分担压力。不久各地作出回应，上谷太守耿况、渔阳太守彭宠各自派将领吴汉、寇恂等人率领原边军骑兵南下助力，更始帝刘玄派尚书谢躬率马武等六将军进驻河内征讨王郎，至此刘秀再无后顾之忧。三月底，刘秀转攻巨鹿，巨鹿太守王饶全力守城，汉军连攻月余也未能破城。耿纯进言：“久守王饶，士众疲敝，不如及大兵精锐，进攻邯郸。若王郎已诛，王饶不战自服矣。”刘秀采纳其谋，留下将军邓满继续包围巨鹿，自己则领兵转向邯郸，驻扎在邯郸城北门。此时谢躬也率援军赶来，从南面进攻，王郎因两面受敌，且数战不利，派遣谏仪大夫杜威持节请降。刘秀拒绝王朗开出的一切条件，只能保证王朗活命。此后，汉军猛烈攻城二十余日，见大势已去，王郎下属少傅李立叛变，乘着城上守军休息之时，开城门迎刘秀大军入城，汉军入城后多劫掠市民。部分依旧忠于王朗的守军见汉军乱象，自认难逃一死开展巷战，最终寡不敌众，全军覆没。邯郸城破后，刘秀和谢躬两军分别占领邯郸城，又下令将邯郸城内的赵王宫以及其他支持王郎的富户劫掠一空，并且摧毁了邯郸城的城郭。而王朗本人在城破后出逃，半路被汉军擒杀。至此，仅仅大半年，刘秀成功在河北站稳脚跟，开创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团队。更始二年五月，刘秀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于更始政权，属于他的东汉王朝，已经慢慢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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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平定河北，西进关中，刘秀称帝
讨灭王朗后，更始帝刘玄因功封刘秀为萧王，并打算让谢躬接替他，削减刘秀羽翼，重新调任其返回长安。刘秀自然知晓更始帝的想法，他以河北还没有平定为由推辞，不接受征召。从这时起，刘秀真正对天下归属有了他自己的想法。而且就在刘秀平定王朗的大半年里，各地的有识之士均看出了长安更始政权的混乱，原本在新莽覆灭后归附的各地实力派都纷纷背叛朝廷：梁王刘永在睢阳专擅大权；公孙述在巴蜀称王；李宪在淮南自立为淮南王；秦丰自称为楚黎王；张步从琅邪郡起兵；董宪从东海郡起兵；延岑从汉中郡起兵；田戎从夷陵郡起兵，他们杀掉或驱逐了更始帝派来的官吏，以自己信任的心腹为将帅，控制攻占各处郡县。刘秀自然不会放过天赐良机：他一面依然表面上遵奉更始朝廷，却对更始帝所派官员或拉拢或排挤；另外，刘秀从各地间大量提拔官吏，恢复商贾与生产，很快取得了各地的认可和忠诚。
更始二年（24年）秋，刘秀将目光放在河北山东一带的大小义军上。《后汉书》所云：“诸贼铜马、大肜、高湖、重连、铁胫、大抢、尤来、上江、青犊、五校、檀乡、五幡、五楼、富平、获索等，各领部曲，众合数百万人，所在寇掠。”为巩固河北大本营，刘秀派遣吴汉与耿弇到北方调发幽州十郡兵，幽州牧苗曾等幽州官员不服从命令，随即在无终，，吴汉乘其不备诛杀苗曾，耿弇亦在上谷杀韦顺、蔡充，调发幽州兵马南归信都。与此同时，刘秀亲征铜马军。铜马军本是新莽末年最强大的农民起义队伍之一，人数号称数十万，流动迅速，势力极广。刘秀在清阳、博平一带与铜马军交锋，鏖战达一个月之久，击退铜马军多次反扑。而且此时吴汉率幽州边骑来到清阳与汉军主力会合，一举将铜马军的粮道切断。很快，铜马军便因补给困难，军粮渐绝，最终退向馆陶。刘秀乘势追击，于馆陶再次击败铜马军。部分铜马军在败退后，为图挽回局势，与高湖、重连等起义部联合，在蒲阳再度与刘秀对阵。然而在这场会战中，刘秀大获全胜，铜马军再次战败，被迫投降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光武大破铜马于蒲阳，遂降之，悉徙其众置鄗、元氏之间。”刘秀将这支降军收编，分散安置在鄗、元氏等地，从而削弱其反叛可能，又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兵力。与此同时，赤眉别帅、青犊、大彤、上江、铁胫、五幡等农民军数十万在射犬聚集结，声势甚盛。尤来部亦在射犬聚以南驻扎。射犬地在河内郡境内，地理位置十分关键：若自此渡黄河西南，可直入河南、关中；若北上，则对河北腹地构成直接威胁。射犬之乱，已使刘秀在河北的根据地面临极大威胁。
刘秀在收编铜马军之后，立即转而进攻射犬。他派遣使者说服当时屯兵邺城的更始尚书谢躬，共同进击驻射犬的尤来军。谢躬应允，但战事发展却不如预期。刘秀军首先击溃射犬聚的大部，迫使农民军四散溃逃；然而尤来军随后在山阳隆虑山（今河南林州西）反击谢躬，大破其军。谢躬大败之后退回邺城。刘秀见其军心已乱，果断采取措施。他命吴汉、岑彭率部先行占据邺城。谢躬仓促返城，欲夺取旧地，却被刘秀擒斩。“谢躬败于隆虑，归，帝使吴汉、岑彭等先据邺，遂斩躬，其众悉降。”谢躬所部数万人悉数归降，河北局势由此逐步明了。刘秀则凭借这连串战役，削弱了河北各地最强大的农民军，同时通过收编降军，壮大了自己的兵力，成为关东地区最强大的势力之一。
在刘秀平定河北的同一时期，山东地区最大的军事集团赤眉军因更始朝政腐败，权臣互相倾轧，军政不修，逐渐对玄汉失去了认可与耐心。更始二年冬，赤眉军兵分两路，樊崇、逢安从武关，徐宣等人从陆浑关分别进攻关中。更始三年正月，两路赤眉军在弘农会合，与玄汉将军数次交战，连连获胜，关中一带投奔的人大幅增加。为抢夺大义名分，赤眉军各部于六月扶持放牛娃刘盆子为帝，组建起自己的政权。众人推举徐宣为丞相，樊崇为御史大夫，逢安为左大司马，谢禄为右大司马，杨音及以下的人都担任列卿。在政权草创之后，赤眉军继续向长安前进，数日后到达高陵，与更始帝的叛将张卬等人联合，接着攻打东都门。很快，由于驻守长安的玄汉军早已逃散，赤眉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长安，更始帝刘玄出城逃走。同年十月，在关中已无军队支持的更始帝投降于赤眉军，将玺绶送给赤眉军拥立的皇帝刘盆子，自己被封为畏威侯，不久改封为长沙王。然而，赤眉军的到来却没能稳定局势。《后汉书》说：“赤眉所至，掠夺财物，残害吏民。”他们进入长安后，直接劫掠宫室、府库。城中的金帛珍玩，谷食储藏，被迅速耗尽。百姓称其“如蝗”，所过之处，草木为之摧折。刘盆子年仅十五六岁，没有实际权力。赤眉诸帅自恣专横，亦无制定政令，军中纪律全无，长安百姓遭受凌辱。赤眉军号称数十万，聚集在长安城中，对物资消耗极大：“谷食既尽，人相食。”粮食枯竭后，赤眉军在长安甚至出现以人肉充饥的惨状。士卒饥饿难忍，哗乱不断。赤眉军入长安后短短几个月，宫室空虚，谷食断绝。兵众饥馑，难以自存，最终不得不弃城东走。
刘秀在赤眉军西进长安时便意识到了时局变化，赤眉军进入函谷关后，刘秀就派邓禹等将带兵西进，趁着更始赤眉两军相互攻打的混乱局势获益。另外，汉将冯异也受命镇守孟津，与屯驻在洛阳的更始军大司马朱鲔、舞阴王李轶对峙。而刘秀本人则率各部彻底扫清河北义军。25年，汉军北上元氏县攻打尤来、大抢、五幡，一直追击到右北平，接连数战均胜。随后又战于顺水北，不过乘胜轻进，反为所败。不久敌军进入渔阳，刘秀遣吴汉率领耿弇、陈俊、马武等十二将在潞城以东追击敌军作战，汉军一直追到平谷，大获全胜，数战基本消灭了河北各地不服刘秀的义军。此时，更始政权在长安已名存实亡。赤眉军入关后，劫掠宫室，百姓痛苦不堪，更始帝逃亡被杀。关中陷入混乱，天下无主。而刘秀在河北已经连续收编铜马、高湖、重连等大规模起义军，又掌握邺城，击杀谢躬，兵力骤盛。河北士人豪强普遍倾向于拥戴刘秀，认为唯有他可以整饬纲纪、安定天下，保障自身的利益。在班师路上，各级将领、官吏纷纷劝进。“众庶推戴，劝进之声日闻。”刘秀虽然起初推辞，但时势所迫，历经数次辞让没有再拒绝。建武元年（公元25年）六月，刘秀在鄗城（今河北柏乡西南）正式即皇帝位，立国号为汉，史称东汉。
五、进占关中、荡平山东
即位后，刘秀首先任命群臣百官，确立朝廷班底。他任邓禹、冯异总督军务，吴汉、岑彭、寇恂、耿弇等将领分掌方面。同时下诏安抚百姓，宣布减免赋役，赦免流亡。巩固其河北核心区域。随后，刘秀赶赴孟津，并任命邓禹为西路军主帅，征讨河东进逼关中。自更始二年十二月开始，邓禹率军西进攻箕关，河东都尉守关不出。但邓禹仅攻打十天后破关，缴获一千多车辎重，成功打开西进大门。随后汉军包围安邑，却遭遇顽强抵抗，数月未能攻下。当时更始帝尚未败亡，听闻河东告急，急忙派出大将军樊参率数万人在大阳渡黄河攻邓禹，邓禹派将领在解县南部迎击，大败樊参，并将樊参斩首。六月，邓禹率军与王匡、成丹等将对峙，邓禹初战不利，于是退回营垒坚守不出。待王匡部队一拥而上围攻汉军壁垒时突然杀出。玄汉军原本多为农民、盗匪起义军，进入关中后又多有懈怠，在加上不熟军阵操练，待到实战时阵型涣散，被汉军迅速击败。王匡等人弃下军队独自逃走，邓禹率轻骑兵紧追，俘斩刘均、河东太守杨宝和持节中郎将弭强，缴获符节、官印数百枚，兵器无数，河东就此平定。紧接着，邓禹军西渡黄河，攻进关中。
而在河东激战时，刘秀亲赴洛阳战线，论功行赏，任命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；野王县令王梁为大司空；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；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。不久，刘秀抵达怀县。派耿弇率领强弩将军陈俊的军队屯驻在五社津，防备荥阳以东。派吴汉率领朱祐以及廷尉岑彭、执金吾贾复、扬化将军坚镡等十一位将军在洛阳围攻朱鲔。先前冯异率军驻于孟津，他致书劝降洛阳副将李轶，李轶心意动摇。冯异随即率军北上，从河上攻取天井关，占领上党郡，继而南渡黄河，接连夺取成皋等十三县，十余万更始旧部纷纷归降，其势不可挡。朱鲔得知李轶暗中与刘秀勾结，遂派人将其刺杀，并分兵两路渡河，进攻河内。然在温县、平阴两地相继为寇恂、冯异所败，朱鲔无奈率残部退守洛阳。在进驻怀县后，刘秀亲率大军，接连攻取颍川、汝南、涅阳、穰、新野诸县，形成对洛阳的合围之势。七月至九月间，汉军连续不间断围攻洛阳却迟迟不克。于是刘秀另遣岑彭赴城下劝说朱鲔，允诺对其早年参与杀害刘伯升之事既往不咎，并亲指洛水为誓。朱鲔遂开城归降。至此，洛阳平定，刘秀迁都于此。
同年九月，邓禹渡河后向关中发起攻势，占领栒邑，进取上、北地、安定等郡，但在其后攻长安不利。洛阳战事结束后，刘秀注意转向西边。光武帝任冯异为征西大将军，命其讨伐赤眉与关中割据的延岑。冯异率军西进，到达华阴；同时，侯进屯守新安，耿弇则据守宜阳，三军互为犄角，以制衡关中诸势。建武二年（公元26年）十二月，冯异在华阴与赤眉军相遇。两军相持六十余日，战斗数十次，昼夜鏖战，关中道路尸骸相望。冯异屡次出击，赤眉军渐感疲敝，数千人举众投降。但战事未有定局。此时，邓禹自东而来，战败于赤眉，冯异急率兵救援，却亦为所挫。长安一带的百姓望见赤眉势盛，城邑纷纷震动。至建武三年闰正月，冯异乘机反击，布阵崤底，锐士并进。赤眉军猝不及防，大败而溃，八万余人悉数归降。三月，赤眉残众十余万退守宜阳，却被光武大军合围，饥馑交迫，终于举众降服。赤眉之盛，自此一蹶不振。冯异率军长驱入关，驻屯上林苑，以为根基。此时蓝田延岑自立为王，聚众来攻。冯异整军待敌，奋击之下，延岑兵败，弃众而走，由武关逃遁南阳。关中遂安，东汉朝廷威望大振，淮南、扬州等地纷纷归附。
建武二年正月，真定王刘杨与其弟临邑侯刘让谋反被诛。二月，渔阳太守彭宠因为不愿受征入朝，于是起兵反叛，发兵二万攻打蓟城的幽州牧朱浮。三月，刘秀任命盖延、马武、王霸、刘隆、马成、苏茂等将，率军讨伐刘永。诸军首先攻下襄邑，又克麻乡，进兵至睢阳。四月，盖延率部围困睢阳，城中震动。然军中将领间素有嫌隙，苏茂心怀不平，遂杀淮阳太守潘蹇，占据广乐，叛降刘永。刘永大喜，封苏茂为淮阳王，以联结势力。八月某夜，盖延发动突击，攻破睢阳城，刘永仓皇自东门出走，奔虞（梁郡境）。虞人背叛，杀其母与妻，刘永只得弃城，再奔谯地。盖延闻之，乘胜追击，先取鲁郡，又下沛郡。刘永接连失地，势如风摧。与此同时，苏茂、佼彊、周建得知睢阳陷落，急率兵马会合，意图合击盖延。两军在沛西遭遇，连战数合，苏茂、佼彊诸军大败，尸横遍野。苏茂退守广乐以图自固，佼彊、周建则与刘永会合于湖陵。战火未息，盖延继续进击，接连平定沛、楚、临淮三郡。自此，刘永在淮北的根据地尽失，其势力锐减，已无力与刘秀抗衡。建武三年（27年），刘永在湖陵封董宪为海西王、张步为齐王，张步遂叛汉杀伏隆归附刘永。四月，吴汉等围苏茂于广乐，周建救援败北，苏茂退与周建合兵湖陵。其后睢阳叛附刘永，吴汉、盖延围城百日，刘永弟刘防开城降，刘永突围途中被部将庆吾所杀。建武五年八月，吴汉攻郯，董宪、庞萌退朐，刘纡为部下斩降。湖陵亦为王常攻破，刘永势力彻底灭亡，燕地余乱亦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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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扫灭陇蜀，天下归一
建武五年后，经过数年的征伐，河北、关中及中原诸郡已悉数平定，赤眉、铜马、青犊等农民军或降或散，刘永、董宪、张步等割据势力亦相继覆灭。至此，光武帝刘秀的统一大业已基本完成，唯西北的隗嚣与西南的公孙述尚据一方。二者皆以正统自居，拥众自立，其势力范围各据险阻：隗嚣凭依陇右，扼守关中之西门户；公孙述盘踞益州，地形险固，财谷丰饶。二人势力虽不能与刘秀分庭抗礼，但地理形势使其一时难以荡平，成为刘秀后续统一战争的最后障碍。
隗嚣出身陇右世族，在州郡为官，年轻时曾被刘歆引荐为士。王莽兵败后，隗嚣打出建复汉年号的名号，与隗义及杨广、周宗等人攻克平襄起事，不久趁势攻克雍州，击杀州牧陈庆。随后，又趁各势力无暇西顾，一举占领陇西、武都、金城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等郡。更始帝败亡后，关中一带的名士大批外逃，其中大部分投奔了隗嚣。因此隗嚣的名声震动西州，闻名山东。建武二年（26年），大司徒邓禹驻军云阳，准备西击赤眉。其部将冯愔却叛变，自天水起兵反叛。隗嚣闻讯，率军迎击，于高平大败冯愔，尽获其辎重，威望由是大振。不久，隗嚣上表归附光武帝，被封为西州大将军，统辖凉州、朔方诸军事。赤眉军西侵陇地之时，隗嚣遣将杨广迎战，赤眉军败走，隗嚣复乘胜追击，于乌氏、泾阳之间再度击破之。此后，陈仓人吕鲔联络公孙述，率数万之众侵犯关中三辅。冯异奉命征讨，隗嚣派兵助战，合力击退吕鲔，使关中得以安定。此时由于刘秀忙于山东战事，因此未深入关西势力。隗嚣也乐得经营他在西北的独立王国，隗嚣因此在这一时期与东汉朝廷维持着相对友善的关系。然而，随着刘秀基本统一全国大部，自然不会允许隗嚣的简单附庸。而隗嚣自然也明白这一点：原先于建武四年，蜀地公孙述多次出兵汉中，还派遣使者将大司空扶安王的印绶授予隗嚣。当时隗嚣自认为与公孙述是敌对势力，而向其称臣更为耻辱，于是斩杀了他的使者，出兵攻打公孙述。可当建武六年公孙述东犯南郡，刘秀下诏隗嚣自天水伐蜀时，隗嚣却以“白水险阻，栈阁绝败”为由拒绝出兵，还多次表示困难劝阻汉军。此时双方都明晓了，双方终究还是要在战场上见分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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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武六年，刘秀亲巡长安，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位将军从陇道征伐蜀地，先派来歙赶赴陇西传达旨意。隗嚣令部将王元据守陇坻，伐木塞道，还试图暗害来歙，双方正式开战。刘秀派遣大将军冯异、建威大将军耿弇等率军进攻隗嚣。冯异屯兵陈仓，耿弇等进逼高陆，刘尚屯兵北地，刘祉屯兵扶风。东汉诸军合势进攻，气势甚盛。隗嚣则凭险据守，不愿轻易交锋。他派遣将领在陇山、五丈原一带设防，阻挡东汉军入陇。双方对峙日久，战事多但少有大规模交锋。同年夏，隗嚣派部将王元、周宗等进攻东汉军，战于漆、栒邑之间。冯异迎击，大破之，斩获数千。此役后，隗嚣军退回陇右，守于清水、上邽等地，双方陷入拉锯战。次年，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，派遣军队往来，为他提供援助。同年秋，隗嚣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侵犯安定，抵达阴盘，冯异率领众将抵御隗嚣。隗嚣又让其他将领攻打陇山，在岍县攻打祭遵，对峙数月后双方都未能取胜，于是带兵返回。建武八年春，来歙率兵从山路突入，出其不意攻下略阳城。隗嚣闻讯大惊，担心东汉大军随之而来，急忙布置防御：令王元把守陇坻，行巡防守番须口，王孟封堵鸡头道，牛邯屯兵瓦亭，自己则亲率大军将略阳重重围困。与此同时，公孙述亦派将李育、田弇率兵前来助战。隗嚣与蜀军合围略阳，攻城数月，兵锋日夜不息，然而始终未能攻克。而原先是隗嚣下属的王遵必与隗嚣军主将牛邯是旧交，于是对其晓之以理。不久，牛邯得到书信后，辞别士卒，向汉军投降，见主将如此，陇西大将十三人，属县十六，众十余万，皆降。隗嚣见大势已去，于是携家奔西城的部将杨广。得知隗嚣已逃，刘秀处决了作为政治人质的隗嚣之子隗恂，派吴汉、岑彭包围西城，但隗嚣本人被公孙述援军救还，恰逢汉军粮草用尽退兵离开，于是隗嚣重新占据安定、北地、天水、陇西，可此时的陇西已经再无余力抵抗汉军。次年春，隗嚣在病饿交加下忧愤而死，王元、周宗拥立隗嚣的小儿子隗纯为王。建武十年，汉军复还，来歙、耿弇、盖延等人攻破落门，周宗、行巡、苟宇、赵恢等人带着隗纯投降，至此西北平定。在隗嚣逐渐式微、陇右战局日趋明朗之际，东汉政权的矛头转向了最后一股割据势力。如果说隗嚣凭借陇山险固、往来观望尚能一度延缓，那么公孙述则凭益州沃土，数年之间在西南自立为王，延续了最后的对抗。《后汉书·公孙述传》载，公孙述字子阳，巴蜀人。王莽末年大乱之时，他聚众自保，凭借益州地形险阻、山川阻隔，逐渐坐大。建武元年（公元25年），刘秀在河北称帝不久，公孙述亦在成都即位，号成家，自称皇帝。益州地势险固，田野肥饶，财富充足，又远离中原战乱，成为当时最稳固的割据区域。公孙述笼络豪族，设置百官，模仿汉制，声势一时炽盛。周边的秦、陇、荆地流民和余部也有不少依附于他，这也是他敢于对抗东汉朝廷的底气。与隗嚣不同，由于吸纳了大量原本就与刘秀对立势力的败退者，公孙述一开始就走上了对抗的道路。建武四年，公孙述曾举兵北上，直趋关中，妄图与隗嚣内外呼应。然而关中守备森严，冯异、祭遵等率军迎击，述军攻势不利，死伤日多，遂不得已退回汉中，自此深守巴蜀。隗嚣背汉之后，公孙述始终不甘局限一隅，多次遣兵驰援陇西。他深知汉军若自武都南下，益州门户便不保，于是不断派将把守要害，以阻东汉深入。
建武九年三月，隗嚣覆灭在即，公孙述仓促调兵，企图再造声势。他命田戎、任满、程汛等率大军自江关出兵。江关，即今日重庆奉节瞿塘峡口，长江自此东出，山峡险要，号称“天险锁钥”。三将乘水势而下，接连攻取巫县、夷陵、夷道，继而扼守荆门、虎牙两山。二山高踞江岸，对峙若门阙，江水奔流其中，舟师由此西进，必受阻遏。述军凭此设险，企图断绝汉军溯江之路。与此同时，公孙述亦未忘北面防御，遣王元、环安率军屯于河池（今甘肃徽县西北）。河池地处陇山南麓，为天水通向蜀中的要道，若东汉军自关中南下，此地便是咽喉。述军在此构垒列阵，意图扼杀东汉军的入蜀通道。于是，在西南江峡与西北河池，公孙述布下双重防线：一以水路险要拒汉舟师，一以山地要冲阻汉步骑，力图以险制敌。然此时隗嚣已败，蜀军虽布重防，实已孤掌难鸣。
建武十一年（35年）三月，刘秀决定对蜀地发动总攻。他采取南北两路并进、水陆并发的战略：命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、战马五千，于荆门与岑彭会合，自长江西上；又令来歙、盖延等率诸军自陇西南下，经河池入蜀。南线的岑彭大军沿江而进，首先在荆门与敌交锋。荆门地势险要，江流湍急，两岸高山对峙。岑彭军奋力攻城，终破荆门，俘获蜀将程汛，斩杀任满。田戎见势不支，退守江州，岑彭则乘胜顺流，长驱直入三峡关隘。沿途郡县见大军势盛，多数纷纷归降。六月间，汉军兵临江州城下。江州城坚粮足，短期难以攻克，岑彭遂留下重兵围困，自率主力北折至垫江，攻克平曲。北线方面，来歙、盖延军自陇西翻山南下，直逼河池。隗嚣余部与蜀军王元、环安在此设防，欲扼关拒敌。然而汉军锐不可当，先在下辨破敌，继而再败环安、王元，河池失守，蜀地北面门户顿时洞开。公孙述见两线受挫，仍不肯退让。他命延岑、吕鲔、王元、公孙恢率兵死守广汉、资中一带，意图扼制汉军深入成都平原；另派侯丹以二万人屯守黄石（今四川涪陵东北），企图凭借长江险滩阻遏岑彭。岑彭应变灵活，他留臧宫据守平曲以牵制延岑诸军，自己则折回江州，继续率主力溯江而上，奇袭黄石。蜀军仓促应战，不敌汉军猛攻，黄石遂陷。岑彭继而兼程两千余里，翻越山岭，沿岷江中游疾进，占领武阳，逼近广都，兵锋直指成都腹地。此时公孙述已感山河险阻不足恃，便派人潜入汉营，刺杀岑彭。汉军统帅殒命，军中震动。光武帝迅速调吴汉率兵三万继任主帅，稳住阵脚，继续指挥进军。
建武十二年（36年）正月，吴汉率军渡岷江，直扑负成（今四川眉山境内渡口）。此地乃成都门户，公孙述麾下成家军依托江水设防，企图阻击东汉大军。吴汉分兵迂回，正面强攻，激战一日，歼灭成家军五千余人，继而进逼武阳，将蜀军阻线一举撕开。其后大军西上，再克广都，兵锋直指成都城下。吴汉心急求胜，率两万步骑径直进攻成都。成都城高壕深，守军死战，蜀军将士凭险固守，吴汉攻势未成，反被击退。吴汉随即改变战术，佯败撤退，于夜间悄然移师锦江南岸，与副将刘尚合兵。次日合军重整旗鼓，再度逼城，转败为胜，将蜀军逐回城中。自此，吴汉大军与公孙述部在成都、广都之间往复鏖战。城外旷野血战连绵，汉军不断蚕食，逐步歼灭了蜀军大量有生力量，包围圈日渐收缩，成都已是风雨飘摇。十一月，臧宫率军自繁县与郫县攻克而下，北线大军与吴汉在成都城下会师，形成合围之势。危局逼迫下，公孙述亲自募得五千敢死之士，交付延岑指挥，意欲以殊死一战挽回败局。延岑率敢死队突击市桥（今成都南郊），一度击溃吴汉前锋，东汉军阵摇动。然而吴汉深谋远虑，暗中收敛精锐，佯作退避，以虚弱之势诱敌深入。延岑误以为汉军溃散，贸然全力出城追击。汉军伏兵忽起，四面合围，蜀军仓促不及应变，大败溃散。乱军之中，公孙述亦身被重创，伤势致命。公孙述把兵权交予延岑，当天夜里便死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延岑见大势已去，不得不率成都守军投降。至此，蜀地割据二十余年的局势终结，西南尽归东汉。由此，自新莽地黄三年（公元22年）开始至建武十二年（36年），历经十余年的征讨，天下再次归于一统，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统治，开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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